在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历史档案中，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至少有九名教官是叛徒出身。沈醉在其著作《军统内幕·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中仅列举了其中七人：戴笠精心挑选到这个特训班任职的高级特务包括：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核心骨干都曾留学苏联，最终背叛了共产党。值得注意的是券商配资，沈醉的这份名单明显有所保留，刻意遗漏了某些关键人物。
吴景中这个名字对现代观众而言并不陌生，他正是热播剧《潜伏》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原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剧中吴敬中的职务是准确的——他确实是保密局天津站站长，而非军统天津站站长。因为当吴敬中赴天津任职时，戴笠早已在空难中丧生，军统也已改组为保密局。因此，剧中吴敬中与戴笠在天津会面的情节纯属艺术虚构，两人若真有过交集，也只可能发生在临澧特训班时期、重庆时期，或是在西北、东北工作期间。
展开剩余75%关于吴敬中（为统一称谓，我们采用剧中名称）的履历，远比剧中展现的更为复杂。他不仅在临澧特训班担任一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兼任情报与电讯教官，还曾出任中苏情报所所长、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等重要职务。在西北区任职期间，他的前任程一鸣同样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的叛徒——之所以给叛徒加上引号，是因为这些人的真实立场往往扑朔迷离。沈醉在列举叛徒教官时，显然有意忽略了程一鸣的名字。
更耐人寻味的是，沈醉还刻意回避提及自己的姐夫余乐醒。余乐醒与谢力公同为临澧特训班副主任，程一鸣则是总教官（此人曾负责多个特训班的教学工作，编写过多本特务培训手册）。沈醉选择隐瞒这两人的身份，很可能是因为连他自己都无法完全确定他们的真实立场。
综合各种史料，我们可以确认临澧特训班至少有九名来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叛徒教官。关于他们叛变的原因，沈醉在回忆录中给出了解释：当时正值中国革命低潮期。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专门派人到上海，以中校或上校军衔为诱饵，招揽从苏联归来的共产党员。这些叛徒最初在南昌行营调查课任职，该机构后来并入复兴社特务处，最终演变为军统。凭借中校、上校的起点，他们中不少人最终晋升为少将，担任大区区长或甲种站站长等要职。
然而，余乐醒的命运却与众不同。他因能力出众却贪财好利，始终不受戴笠和毛人凤待见。与其他被邓文仪策反的叛徒不同，余乐醒是在南昌起义后携黄金潜逃，这种背叛更为彻底。值得注意的是，余乐醒和吴敬中在我党时都身居要职。余乐醒在留法、留苏期间的同学后来都成为我党重要领导人，如果他没有叛变，其建国后的地位难以估量。历史记载显示，在南昌起义期间，正是时任团党总支书记的余乐醒建议将违纪的林连长交由继任书记陈毅处理，才避免了该连长被枪决的命运，这一细节充分证明了余乐醒当时的重要地位。
吴敬中同样不简单，他在1925年8月15日撰写的《党校工作报告》至今仍被党史研究者频繁引用。试想，如果这两人没有叛变，1955年授衔时他们会获得什么军衔？这个问题引人深思，但更值得探讨的是：为何同为叛徒，戴笠和毛人凤对吴敬中青睐有加，却对余乐醒痛下杀手？
沈醉的回忆录揭示了部分真相：吴敬中极善逢迎，更重要的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与一位特殊人物同窗——俄文名尼古拉，中文名蒋建丰（即蒋经国）。当时比蒋经年长七岁的吴敬中，对积极要求进步的蒋公子多有照拂。随着蒋经国地位日益稳固，吴敬中的仕途也越发顺遂。此外，他与军统局最后一任局长、后升任国防部次长的郑介民关系密切。郑介民任中苏情报所所长时，特意任命吴敬中为总务科长，看中的正是其理财才能。
相比之下，余乐醒就显得不够聪明。他虽也试图讨好戴笠，却总是弄巧成拙。沈醉记载了一个典型事例：1938年秋，戴笠首次视察临澧特训班时，余乐醒为表忠心，竟在县城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实行全城戒严。这种张扬作风与戴笠刻意保持低调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结果适得其反，遭到戴笠严厉斥责。
军统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惩处贪腐者，不责罚怠惰者，专惩治那些眼力见的。余乐醒显然属于后者。戴笠在世时就欲除之而后快，毛人凤继任后更是处处针对。若非特训班学员暗中报信，余乐醒早已命丧黄泉。
历史结局颇具讽刺意味：天津解放前夕，吴敬中擅离职守成功脱逃，毛人凤也无可奈何；而余乐醒在国民党溃败之际选择弃暗投明券商配资，却因觉悟太晚，连起义将领的身份都没获得。更不幸的是，他在担任机械厂工程师期间，负责的产品在抗美援朝时期出现质量问题，最终锒铛入狱，就此终结了充满争议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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